江青此举是想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——我不同意你的“同意”。19日，周恩来看见江青的批示后，他又批：“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，或有选择地接待，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。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，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。”
江青见周恩来不服，还说“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”，于是发动同伙一齐上阵。从19日开始，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继续指责对外友协的报告是宣扬“无标题音乐、无社会内容”，并在上海、天津、北京等地发起“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”活动，攻击此邀请演出是“开门揖盗”，号召“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”。在江青等人干扰下，原定土两位音乐家访华计划最终未能实现。
而周恩来也从18日之后，进入挨批写检查阶段。
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，他再次忍辱负重违心检查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“做得不够”。“做得不够”不是江青等人想要的结果，他们继续在毛泽东跟前“谗言”。于是毛泽东进一步指示：由王洪文主持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、叶剑英的“右倾错误”。除了政治局委员(当时与会的在京委员有王洪文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李德生、李先念、韦国清、纪登奎、吴德、华国锋、陈永贵、吴桂贤、倪志福等人)外，毛泽东还指定了其他参加的人员有：刚刚(当年3月)复出、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；外交部部长姬鹏飞、副部长乔冠华和仲曦东，黄镇(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)；以及有关的翻译人员罗旭、章含之。
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快也升格为有外交部、中联部等外事单位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。会议地点跨出中南海，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。
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来会议的大权。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负责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。
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与“四人帮”斗智斗勇
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，到12月初，持续开了十几天。会议就根据王海容和唐闻生传达的指示，对周恩来再次进行批评。第一次没有“过关”，第二次、第三次……也没有过关，当时到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知道周恩来作检查的内幕，但这次会议气氛异常紧张，政治压力很大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发言表态。于是大家按照毛泽东指示，违心地或非违心地，发言批评周恩来。
这十几天里，周恩来除遭受精神上的重创外，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。因为此时他正患有膀胱癌。一到晚上，周恩来就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见客，不开会，不化疗，一向注意仪表的他，第一次拒绝刮胡子。他一脸苦戚，一腔愤慨，日夜趴在桌子上，长书万言，写了撕，撕了又写，熬红了眼睛，熬酸了筋骨。因为老是低着头，他的眼肿了，接着脸肿了，坐多了腿也肿了，最后全身都肿了。但他全然不顾，还是不断写，不断撕。
邓颖超一开始也不知道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干什么，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，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。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，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，他们也不能多嘴。可他们看见周恩来这样不顾惜身体，没日没夜地写东西，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，更多的是痛惜！大家无奈着急又帮不上忙。
为此，卫士长张树迎哭了好几回，他恨自己文化不高，不能帮助总理代笔写一些东西。要说最着急的是负责治疗的医生们，自从总理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，就拒绝进行化疗。
后来周恩来在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讲话时，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，原来姚文元攻击他说，这次中美会谈是“丧权辱国”，“投降主义”，是“第十一次路线斗争”，
周恩来就开始写历来党内斗争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是在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，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面不惜委屈自己。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的他，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？
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去世20年时，出版了《周恩来的最后十年》。他在书中描写了这一段艰难时光：“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？他们明明是整总理！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！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。刚刚从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，将盘子往桌上一放，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，起先只是唏嘘声，一会儿抽泣起来了。”“我好容易把这个抽泣的给劝住了，又来了更厉害的丫头小赵。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，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：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，看电影，游山逛景。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。张大夫，你还不知道呢，他们白天睡觉，晚上来开会整总理。他们开完会回去，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！”
“周恩来挨批期间，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。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，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。散会时，他亦‘知趣’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，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。”
江青此番批斗周恩来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她是想借此捞一把政治资本。她一边诬蔑周恩来是“错误路线的头子”，要“迫不及待”地取代毛泽东，一边要求政治局会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并提出报毛泽东。
